文 | 李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

中美正在進入一場不可逆的長期競賽，這場競賽的關鍵又在科技和金融。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里，中國如果不能在科技創新和金融崛起這兩個方面實現實質性突破，將難以改變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被動局面。而科技和金融都是人才密集型的領域，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金融崛起，都高度取決于高端人才的持續供給，因此，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是人才的競爭，誰能夠在全球層面吸引匯集更多的人才，誰能夠為人才成長培育更好的環境，誰就更能夠在競爭中獲勝。

而人才的成長和匯集，除了必要的軟硬環境之外，對人才給予與其智力貢獻相匹配的收入就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當今，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國家對人才投入的不斷增加，中國高端人才的收入水平不斷提升。中國的一批卓越的高科技企業和金融機構已經能夠在全世界招聘科研人才和金融人才，并提供與世界主要跨國公司近乎同樣的收入；中國的頂尖大學也逐漸在薪酬水平上不斷靠近世界一流大學。再加上中國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條件和社會環境，世界范圍內的人才回流的趨勢正在形成。

但是，當前中國針對個人所得的稅收制度卻成為進一步提高人才薪資競爭力的重要障礙，隨著中國高工資群體不斷增加，這一障礙也顯得更加突出。根據2018年修訂的最新個人所得稅表，個人年收入超過96萬人民幣的部分要被征以高達45%的個人所得稅。相比之下，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為37%，征收基礎為523600美元。盡管人才流向不僅僅取決于個稅稅率，而且中美發展階段不同社會體制也不同，兩者不具備完全可比性，但從完善個稅制度入手，建立對人才發展更為有利的稅收環境，不僅關乎社會發展的總體效率，也關乎整個中美競爭的大局。

當前，中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個稅最高稅率過高、征收標準過低的問題。中國的高端人才大都集中在北上廣深等主要城市，這些城市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關系民生的生活成本極其高昂，必須給高端人才匹配相應體面的收入，免除他們的生活壓力，以專注于智力供給。對高端人才采取必要的稅收政策調整，降低他們的稅負，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國家戰略問題。目前，作為中國創新第一城的深圳已經在嚴肅的直面這一問題，并正在嘗試進行重要的改革試驗，通過先進的政策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針對符合條件的人才，進行了一些降稅嘗試。

就在虎年新春將至之際，筆者了解到不少在深圳的高科技企業工作的員工聲稱收到了來自深圳人社局的稅收返還。這一稅收返還源自于2021年7月5日深圳發布的《產業發展與創新人才獎申報指南》，根據這一指南，在深圳登記注冊的金融機構和創業投資企業中工資薪金在70萬人民幣以上的，以及其他申報人工資薪金在50萬人民幣以上的，可以申請稅收返還的獎勵。經過測算得知，這些人才收到的可觀稅收返金額，相當于顯著降低了個人所得稅，基本實現了25%的個稅封頂，可謂是開創先河，極具標志意義。

過去四十年來，深圳一直走在中國改革創新的最前沿，正是全國乃至全球大量人才向深圳的聚集，才成就今日深圳“創新之都”的美譽。深圳針對高端人才所采取的稅收獎勵措施，應該激勵北京、上海等城市盡快采取類似舉措，大力度解決高端人才稅負過重的問題。未來的國際競爭更多是以城市為單位的競爭，中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能夠培育多少個在科技、金融、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強大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北京和上海不能僅僅滿足于成為中國人才的聚集地，而是要力爭成為吸引世界人才的高地，而建立一整套對高端人才友好的個稅制度是中國的超級城市問鼎世界的關鍵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