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各省市的統計局陸續公布的GDP數據成了各地經濟的總結匯報。廣東省毫無意外第33次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的榜首，12.4萬億的經濟成績在媒體上刷屏。而在榜首的光芒下，第二名江蘇省的成績同樣亮眼：11.6萬億的GDP成績，和廣東僅僅8000億元的差距，以及去年同比最大經濟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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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廣東省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省之前，江蘇省曾多年占據中國省域經濟第一名的位置。

與廣東省相比，江蘇經濟的優勢和差距是什么？未來的江蘇是否還有機會實現逆轉，重新成為中國最強省呢？

2021的江蘇經濟有何亮點？

單一的GDP總量其實很難作為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根據經濟數據，可以對2021年江蘇和廣東兩省的經濟指標，做一些單項分析。

比如江蘇省不僅在GDP的增量方面領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兩項增速均高于廣東。在傳統的廣東、山東、江浙這四大強省中，幾年來江蘇的經濟增速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

在回歸制造業的政策下，廣東省和江蘇省的第二產業，增速分別為8.7%和10.1%，顯示江蘇的工業發展更加明顯，而江蘇省的工業增加值占比也達到了44.9%也超過了廣東的40.38%。

這其中當然離不開最強地級市蘇州的功勞，去年蘇州奪回“工業第一市”的“寶座”后，全年規上工業總產值首次超4萬億元；這個數據已經超過了上海和深圳。而無錫的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為2.1萬億，工業體量幾乎與北京、廣州相當。

人均也是江蘇省的強項，2021全年江蘇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人均GDP超2萬美元的省份。曾有媒體做出這樣的統計，在全球范圍內，常住人口超8000萬，人均GDP還能超越2萬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只有3個，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江蘇省成了世界第四。

江蘇是怎么被超越的？

江蘇和廣東，這一對中國經濟的雙子星，GDP榜首的逆轉發生在了1989年。此前的1987年、1988年，江蘇省的GDP都是全國第一名。也就是在這幾年里，排名第三的廣東省的經濟大幅增長。兩年里先是超過山東，再是接近江蘇。1989年，廣東省實現了1381.39億元人民幣的GDP，超過了，上升為全國第一名，且保持至今。

蘇州工業區

珠三角和長三角是中國區域經濟的兩個代表，而兩地的“蘇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也成了80年代中國經濟崛起的兩個最典型案例。80年代初，蘇南的蘇州、無錫等城市采用當地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這種模式的重點是搞來料加工，產業鏈短，且直接跨過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在此后的30年里，蘇南地區也成為了中國縣域經濟的核心區域，昆山、江陰、張家港等縣級城市幾乎都依靠整個模式，躍升為中國的百強縣。但“蘇南模式”也存在對外資依賴程度大，大部分利潤都被外資轉移的缺陷，加之當時蘇南經濟結構的核心還是傳統工業的副產品，在之后的幾年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自然遭遇了一定程度的陣痛。

與此相對的，廣東的珠江模式，則因為依靠港澳的優勢，形成了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發展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和港澳形成前店后廠，發展三來一補，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出口導向和外向型經濟是廣東經濟騰飛的最顯著特點。這樣的發展模式不僅直接造就了廣東、深圳兩座特大型城市。同時大批的金融、科技企業的落戶也使得珠三角各城市成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

在互聯網發展起步的90年代，在廣東先后誕生了騰訊、華為這樣的頂尖科技企業，而江蘇卻一直在傳統制造業的蛻變中原地打轉，最終才造就了今天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兩強并立的局面。

三個因素決定了廣東和江蘇經濟差距

對比完了江蘇和廣東的前世今生，大部分人一定會問未來的江蘇省有希望超過廣東重回經濟第一的寶座嗎？有三個因素將直接決定這兩個強省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

首先是地理環境。其實相比廣東省北部的窮山峻嶺，一馬平川的江蘇省地理環境完全優于廣東。目前江蘇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幾乎也是沿著長江的太湖平原地區。江蘇省是中國唯一一個既可以依靠海港進行進出口貿易，同時也可以發展內河貿易的省份。東面是東海，長江貫穿其中。由于緊靠著上海港，從東面出海可以跟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進行貿易往來，而往西也能沿著長江進入到內陸地區采購原材料。

廣州港

在省內各區域的發展上，廣東省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經濟重心被迫放在珠三角地區，其他地區還相對落后。江蘇的省內經濟早就有十三太保之稱，13個地級市都可以排入全國百強也是江蘇傲人的經濟成績。和廣東對比的話，拿出2021年GDP總量最低的宿遷市（3719億元）放到廣東省的話，還可以排到第七名，甚至還超過了中山、肇慶已經劃入大灣區的城市。

但純以地理環境而論，江蘇卻并非沒有短板，由于過于靠近上海和寧波舟山港，實際上江蘇的蘇州、南通等城市在對外貿易上更多是做的承接工作，大部分貨物運輸和進口基本都被上海和寧波承包。而廣東卻因珠三角獨特的地理環境原因，廣州港的貨物吞吐量已經穩居全國第四，華南第一，且直接面對東南亞地區，從港口的競爭上來說，壓力遠遠小于江蘇。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外貿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大幅依靠出口外貿的廣東是否能保持增量卻是一個變數。

第二就是人口問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廣東省和江蘇省都是人口凈流入大省。十年里廣東省人口流入2170萬人，人口增長率超過20%，比2010年增長608萬人，增長5.38%。同時廣東省的人口也以1.2億占據全國首位。由于經濟的絕對領先地位，廣東省向北不僅可以吸引湖廣和江西的人口，對整個西南地區的人口均有一定的吸引力。江蘇省近十年的人口增量其實也排到了第三位，特別是蘇州市不僅在經濟上成為了萬億城市，人口規模也超過了一千萬。但和地理區位類似，江蘇的直接競爭對手是更南方的上海和浙江，其中浙江近十年的人口凈流入超過1000萬。其中杭州的人口增量300多萬，也已經超過了蘇州和南京，顯見近十年來，發展新經濟的杭州顯然比蘇州、南京還以傳統行業為主的城市對年輕人更具吸引力。

深圳前海

最后一個變量來自于本省經濟重心的規劃。和長三角不同的是，深圳經濟已經在2018年正式超過香港，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以后的經濟發展也將以香港深圳雙城核心來作為打造的重點。過去的深圳向香港充分借力科技、人才和資本，如今香港也可以反過來借力深圳的相關優勢。大灣區的優勢在于地緣接近，廣東的城市可以借力港澳的制度差異而發展。但深圳也面臨土地資源枯竭的瓶頸，制造業向大灣區以外的地區轉移必然是今后的大趨勢，是否會引發大灣區乃至于廣東省經濟的又一波虹吸效應則值得觀察。

而相比廣東和港澳的關系，上海和江蘇的關系也比較復雜。實際上在蘇南經濟崛起的80年代，蘇州的昆山、太倉等城市對接上海，承接產業轉型，以及對接資本也是基本的操作，但也出現了過度依賴上海，產業結構落后的局面。相比廣東省單一的經濟中心，江蘇的南京、蘇錫常、徐州等地城市經濟圈都在打造之中，未來一個省三個經濟核心的格局即將形成。離開上海距離不近的南京和蘇北地區的發展趨勢，將是未來考驗江蘇經濟發展的指標性地區。隨著南京經濟圈向西和安徽新興科創城市的結合，一個包含先進制造業的產業帶形成，江蘇未來的增量則可以更加期待。

回顧三十年，江蘇和廣東作為中國區域經濟的熱點，發展的共同點是都靠自己發揮長處，充分挖掘達到極致，同時也善于和相鄰地區合作，借別人的力量補自己的短板。畢竟一個地區的資源有限，如果用有限的資源來補充自己的短板，就會耽誤長處的發揮。而不變的則是抓住政策，無論是制造業升級還是科技創新，一個地區的配套軟硬件同時跟上，經濟才會起來。

參考資料

1、中國江蘇網《江蘇13市GDP出爐！蘇州領跑，4市超萬億元》

2、每日經濟新聞《官宣！中國第一個12萬億大省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