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資源供給不足 成本分擔機制待完善 專家指出

學前教育處于爬坡過坎關鍵期

● 學前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包括：普惠性資源供給不足，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不高;小區配套幼兒園建設管理不規范;財政支持不到位，成本分擔機制有待完善;教師數量短缺，工資待遇和總體素質都較低等

● 在相關財政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提高公辦園和普惠園的比例，容易出現強制公辦、強制普惠的現象，導致標準下滑、質量下降

● 要想提高學前教育的質量，就要讓更多的幼兒園辦園主體與多樣性的經費進入學前教育領域，保障資源充足，又有適度的競爭

辦好學前教育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黨和政府為老百姓辦實事的重大民生工程。

近年來，我國學前教育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入園難”“入園貴”依然是社會熱點話題。

幼兒入園困難重重

家長普遍憂心忡忡

來自北京的郭華(化名)是一位“二孩”媽媽。放開“單獨二孩”那年，郭華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她這個屬馬的小兒子成了“單獨二孩”的第一批“二孩”。

“老大上幼兒園已經是10年前的事兒了，那時是在家附近的社區里上幼兒園，花費也不貴，報名就能上。沒想到現在老二上幼兒園，連名都報不上。”回憶起一年多前的報名經歷，郭華抱怨道。

據郭華介紹，離她家最近的公立幼兒園在招生簡章上，注明了苛刻的“優先條件”：戶籍和房屋產權證在××小區的適齡幼兒，同時戶主和房主需是適齡幼兒的第一監護人。第一監護人房產、戶籍需滿3年以上。

“最終，整個小區幾十個適齡幼兒，這個幼兒園最終只錄取了7個。”郭華說。

在采訪中，還有家長介紹稱，某地處中部省會城市的一所公辦省級示范幼兒園，每到招生階段，網上排隊報名的人數便會飆升至實際招生人數的成百上千倍，“2018年，第一次實行網上招生的時候，幾分鐘就招滿了。第二天，沒搖到號的家長們把幼兒園的大門都堵住了”。

實際上，這種現象屢見不鮮。“入園難”不僅發生在一線城市，三四線城市也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雷萌(化名)住在四川省某縣城，也是一名“二孩”媽媽。她的小兒子是農村戶口，而縣城的公立幼兒園優先錄取縣城戶口。無奈之下，雷萌不得不到處托人找關系，為小兒子今年9月份上學做準備。

“要想家門口有一家放心的幼兒園，真難。”雷蒙嘆了一口氣說道。

在重慶生活的盧曉(化名)對于“入園難”也深有體會。

“一個縣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兒園，這怎么夠用呢?那肯定是誰有關系誰能進。剩下的私立幼兒園，質量參差不齊。”盧曉說，“以前一些單位、企業都有自己辦的幼兒園，且不說這些幼兒園的質量，但它們能為年輕父母減輕壓力。”

辦園行為有待規范

教師總體素質偏低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近些年，打著各種旗號的“高端幼兒園”紛紛出現，個性化教學、國際化課程、雙語授課體系……不少家長將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學前教育中。

一邊是眾多家庭對高端國際化幼兒園趨之若鶩，另一邊則是無資質無牌照的“非法幼兒園”在城郊暗流涌動。

以北京地區為例，《法制日報》記者曾在采訪中了解到，在郊區一些地方，存在不少無登記注冊且無牌照的“幼兒園”，主要服務于一些在京就業的外地戶籍人員。這些在京就業的外地人員既無公立幼兒園的就讀資格，又無法承擔民辦幼兒園日漸高昂的費用。由于夫妻雙方日常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孩子的學前教育，不得不將孩子送入一些沒有資質的托管機構，而這些托管機構往往自稱“幼兒園”。

有幼教相關產業鏈的創業者對媒體稱，一些投資人在與他接觸時，會直接問他是否了解業內有年利潤高于500萬元的幼兒園，他們有很強烈的收購意向。有的新園在開設一兩個教學點之后，便不顧實際能力大量融資，擴充教學點，意圖快速實現規模化經營。

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幼兒教育越來越受到社會以及家長們的重視，但很多幼兒園教師卻長期被認為是“唱歌、跳舞、看孩子”的人。

北京某私立幼兒園園長杜老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如何提高幼兒園教師的社會地位，營造家長認可、社會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態環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教育的基礎，雖然已明確列入教育法中，但并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這是幼兒園面臨種種困境的根源所在。”

“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我國學前教育規模快速擴大，普及普惠水平穩步提升，學前教育事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總體上看，學前教育仍是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近日，教育部教育督導局負責人就《縣域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導評估辦法》答記者問時說。

對于學前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教育部教育督導局負責人是這樣梳理的：普惠性資源供給不足，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不高;小區配套幼兒園建設管理不規范;財政支持不到位，成本分擔機制有待完善;教師數量短缺，工資待遇和總體素質都較低;學前教育監管薄弱、幼兒園辦園行為不規范等問題普遍存在。

正因為上述問題存在，教育部教育督導局負責人表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學前教育處于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教育經費投入不足

強制普惠影響質量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入園難”“入園貴”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經費投入沒有到位。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本專科為主體的幼兒園教師培養體系，本專科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規模達到20萬人以上;建立幼兒園教師專業成長機制，健全培訓課程標準，分層分類培訓150萬名左右幼兒園園長、教師。

“但《意見》沒有規定學前教育經費投入比例。2008年到2018年這10年間，每年培養了近20萬名幼兒園教師，但大多數都沒有經過專業學習，資質參差不齊。”儲朝暉說，在2008年的上海，幼兒教育經費占整體教育經費的9%，所以上海市能維持正常的公辦幼兒園比例。2019年，北京市規劃的學前教育經費占整體教育經費的12%。

在儲朝暉看來，民辦幼兒園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職能。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民辦幼兒園有自主決定如何經營的權利，“由于供給不足，導致了民辦幼兒園占多數，而民辦園要維持生存就要盈利。比如目前出現的，一些民辦園上市、過度逐利等行為本身就是一個資金炒作方式，逐利是由大環境所決定的”。

同時，儲朝暉說，在相關財政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要提高公辦園和普惠園的比例，就容易出現強制公辦、強制普惠的現象，“強制改為公辦幼兒園、普惠幼兒園，但政府投入補貼的力度又不足，就導致了標準下滑、質量下降”。

儲朝暉在新疆調查時曾遇到過這樣一種現象：當時，新疆某地的公辦幼兒園比例已經達到國家要求的80%，但當地想達到更好的普惠園比例，于是將民辦園改成普惠園。民辦園每月收費3000多元，改為普惠園后，每月政府補貼800多元，向家長收費800多元，實際上就比原來少收了1400元左右。如此導致幼兒園相關負責人精打細算，達不到原來的標準，于是產生紛爭，最后導致幼兒園閉園。

“家長對學前教育的期望主要有三點，即少交錢、質量好、方便。然而，這幾點在財政經費投入未到位時不可能實現。因此，在這幾點不能同時具備的情況下，大多數家長寧愿多花一點錢，把孩子送到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幼兒園。”儲朝暉說，現在有很多地方的民辦園變成普惠園以后，收費降低了，但實際上幼兒園開展的活動也減少了，沒有達到以前民辦園的質量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