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匯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外匯收支數據。外匯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在國新辦發布會上回應了市場關切的問題。

今年上半年外匯市場總體穩健，具體體現在人民幣匯率上，雙向波動明顯且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定。外匯局稱，下半年支持這一趨勢的條件仍然存在。

不過，外部風險不容忽視，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風險來自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王春英表示，從中國實體經濟、金融市場、國際收支來看，應對外部變化優勢明顯，美聯儲政策調整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影響總體可控。

人民幣匯率表現

對于今年上半年外匯市場的總體評價，王春英表示，今年以來，外匯市場運行總體穩健，市場情緒基本平穩，匯率預期合理分化，外匯交易理性有序，外匯市場秩序保持良好。最突出的特點集中體現在人民幣匯率上，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增強，而且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定。

具體來看，首先，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明顯。今年前兩個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3月貶值1.5%，4、5月又升值3.1%，6月份貶值1.6%，基本上重回年初水平。

王春英稱，人民幣雙向波動增強，確實體現了國際市場變化的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同時，也體現了我國匯率市場化程度的提升，彈性增強。在市場化的調節機制下，雙向波動的人民幣匯率比較及時、充分、準確地反映了國際市場的變化和國內外匯供求的變化。

其次，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定。盡管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波動率也有所上升，但總體波動水平還是低于其他新興經濟體貨幣，更不同于有一些貨幣經常出現大幅波動。人民幣表現出比較良好的幣值穩定性。

外匯局認為，人民幣匯率的上述表現，背后的原因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發展態勢。二是中國基本平衡的國際收支格局。一組數據可以佐證：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例已經連續5年保持在2%以內，既是順差又是在合理的區間;一季度經常賬戶順差694億美元，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逆差345億美元，跨境資本流動有出有進，保持平衡。“這是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的市場供求基礎。”王春英說。

王春英表示，下半年，能夠使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呈現上述特點和走勢的支撐因素依舊存在，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向好。另外，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國際收支運行狀況還延續著穩定發展的態勢。這些因素為外匯市場穩定發展提供很好的支撐。當然，匯率會受到國內外很多因素影響，國際上一些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素依舊存在，所以，人民幣匯率還會存在雙向波動，但會在合理區間上保持基本穩定。

美國加息是否會導致資本外流?

6月17日，美聯儲公布了6月FOMC會議聲明，其中一條消息是FOMC上調了對2023年加息次數的預測，上調至加息2次，認同2022年加息的人數也有所上升。市場分析稱，6月議息會意味著美聯儲要拉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序幕。從歷史經驗來看，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往往帶來美元走強、美元利率抬升，伴隨著新興市場的貨幣匯率發生貶值，跨境資金回流美國。最近一次就發生在2013年至2016年。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在近期的研究報告中稱，當時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是資本外流和經濟基本面不佳的共同結果。此時，恰逢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普遍放緩，經常賬戶逆差沒有改觀，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對于新興市場資本外流的預期。

如果接下來美國重新開始縮表、加息，對于人民幣匯率以及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春英針對這一問題回應稱，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的確會對外部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跨境資本流動產生比較多的影響，但對不同的經濟體，影響也會不一樣。

她從實體經濟、金融市場、國際收支三個角度對比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應對外部變化優勢比較明顯，未來美聯儲政策調整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影響總體可控”。

首先，實體經濟層面，中國經濟復蘇領先優勢比較明顯，疫情防控形勢總體平穩。世界銀行6月份發布的經濟數據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為8.5%，比發達經濟體高3.1個百分點，比新興經濟體高2.5個百分點，在G20國家中也是增速最高的一個經濟體。同時，消費物價指數穩定，宏觀杠桿率穩中有降，均顯示出中國基本面穩健，抵御外部沖擊基礎牢固。

其次，金融市場層面，人民幣資產性價比比較高，全球資產配置需求高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中國的股票、債券等較其他國家資產均有比較好的投資回報。而且，中國主權信用風險低，人民幣幣值穩定，具有投資價值。

第三，國際收支層面，中國經常賬戶保持長期順差，這意味著中國是一個對外凈資產國，外部融資需求比較低。今年一季度末，中國對外凈資產2.1萬億美元，其中儲備資產全球第一。民間也有大量外匯資產，可以更好應對外部流動性的變化和對外負債的調整。

在謝亞軒看來，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與2013至2016年相比有兩個顯著的不同：一是弱美元環境，2013年美元指數處于底部回升階段，而當前美元指數則處于頂部回落的過程中。美元指數的不同走勢決定諸多資產價格未來的趨勢將顯著不同于2013年至2016年;二是相對強勁的海外(非美)經濟，因為疫情好轉可能有利于各國的經濟基本面改善，并非只有美國。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美聯儲流動性收緊的方向性影響和短期沖擊仍將成立，但對非美資產價格的沖擊幅度可能相對更小。

外債持續增長風險可控嗎?

今年3月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2.5萬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這一增長延續了此前幾年每個季度的增幅，也成為我國外債規模近年來的一個新趨勢。2.5萬億美元規模會不會太高?風險會不會比較大?

王春英首先解釋了，外債持續穩步增長的原因——近一段時間，中國外債增加主要是來源于境外投資者增持境內債券。

2020年以來，外資購買境內債券大概占了全口徑外債增幅的一半。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債券市場持續開放，人民幣資產收益良好，避險屬性也在增強。這一類外債投資者中，一半以上是境外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類的機構。在投資標的上，主要是政府部門發行的債券，相對來說穩定性比較高。

根據外匯局對長期資金匯入的觀察，不論美元指數和人民幣的升貶，2019年以來，相關投資資金始終是流入的，并已經連續30個月凈流入。

王春英稱，這主要反映了境外投資者多元化配置資產和尋求穩定收益的選擇和需求。未來，境外投資者還會繼續投資我們的債券，未來外債的增長還主要以這類資金為主。

外債的第二個重要構成是非居民存款。外匯局數據顯示，從去年以來，非居民存款占全口徑外債增長的30%左右。非居民存款主要是境外中資背景的企業在銀行的存款增加，很多企業在香港上市、發債，籌集資金以后，存回境內的商業銀行。對于境內商業銀行來說是被動形成的一部分負債，不是主動融資。

王春英解釋稱，在境內外匯流動性比較充足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更加傾向于把這部分資金運用于境外，總體體現為“外來外去”。還有一個特點，非居民外匯存款一般情況下，除了QFII資金以外，是不可以結匯的，如果提款也不會涉及購匯。所以，“外來外去”不涉及結匯、購匯，就對跨境資金的凈流動和外匯市場供求基本沒有什么影響。

第三部分是貸款和貿易信貸等傳統的融資型外債。截至3月末，這類外債余額與2020年底持平，且低于2014年末的歷史高點。王春英表示，說明盡管外部流動性比較寬松，但中國的企業預期比較穩定，跨境融資理性有序，沒有出現明顯的大規模加杠桿行為。

如此看來，2.5萬億美元的外債規模風險是可控的。